毛主席尽管身体不适，仍毅然前往现场。

在灵堂内，毛主席留意到一副挽联，内容为：

仗剑守土为干城，忠心不渝。淮海传军威，江南留遗爱，万众同悲。望山河永别赤县，挥戈挽日豪气存。平生无愧，功在天下，九泉含笑。红旗遍新世界。

【不同流俗】

审视挽联内容后，毛主席大为赞赏，频频点头，称赞道：“写得很好。”

接着，他转身指向挽联落款人，询问陈毅夫人张茜：“此人是否已到？”

张茜闻主席之问，含泪摇头，为难答道：“他未至，因其身份敏感，故不被允许参加追悼会。”

毛主席闻言皱眉，张茜续言：“他们夫妇吉林归来，既无户口也无工作，生活陷困境。”

闻此言，毛主席沉思片刻，随即指示周总理寻得写挽联者，助其解决户口问题，并为其谋一份差事。

此人是谁，仅凭一副挽联何以引得毛主席如此？

撰写挽联者乃陈毅生前挚友，著名收藏家兼书画家张伯驹。

张伯驹系出名门望族，位列民国四公子之中。

16岁时，他获推荐加入袁世凯的模范团深造。

之后，他相继在川闽两湖经略使曹锟及陕西督军张镇华麾下任职。

张伯驹身为名门贵公子，自然前程无忧。

然而，他在军中数年，逐渐觉悟军阀政治之黑暗，认为中国内外困局，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些军阀。

因此，张伯驹不愿继续为恶行助威，毅然离职归乡，终日以吟诗绘画为乐。

张伯驹自断前程的举动，在上层社会中引起了广泛讨论。

张伯驹既不热衷仕途，也不喜好经商，在众人眼中，他是典型的不从事常规职业者，专注于非传统领域。

他与纨绔子弟不同，不爱享乐，不坐汽车，不嗜华服美食，不贪风月，不结交名流，与当时“上流社会”的作风大相径庭。

因此，许多人在背后议论他，甚至给他取了“张大怪”的绰号。

世人常误解张伯驹为游手好闲之辈，实则不然。张伯驹生活充实，勤勉有加，远非无所事事之人所能比拟。

他终身保持着一项爱好，即艺术收藏。这一爱好贯穿其一生，成为他不变的追求。

张伯驹鉴赏力出众，能迅速辨识艺术品的价值。

且遇心仪字画，则不惜巨资购入，因此收藏了诸多珍贵作品。

清王朝的终结，意外地造就了收藏大家张伯驹。

【守护文物】

王朝覆灭后，众多满清贵族逃难，为谋生计，不得不将家中书画古董变卖。

皇帝溥仪亦需变卖字画以维持生计。

张伯驹曾获悉，溥仪将宋代李公麟《五马图》与黄庭坚《诸上座帖》两幅古董名画，送至银行作为抵押品。

银行经理犹豫不决，遂向张伯驹求教。

张伯驹鉴于文物价值，力劝经理收购，并自掏重金，将两幅画购回家中。

张伯驹起初收藏名画，纯粹是出于个人兴趣，并无他因。

他深入书画收藏行业后，对国家的现状深感痛心。

众多名画被藏家获取后，并未得到妥善保存，反而迅速被转售至国外。

洋人常趁乱抢夺中国宝物，手段包括威逼与利诱，肆意掠夺本属中华之瑰宝。

张伯驹对字画如此大规模的外流感到震惊，认为情况十分严重。

他认识到，若无人统一保护这些书画，中国珍宝终将落入欧美列强之手。

他暗自决心，将文物保护作为终身使命，致力于此。

彼时，张伯驹于字画收藏领域已声名显赫。

因此，众多卖家拥有名品字画时，皆首选张伯驹，而他亦几乎从不拒绝，一律接纳。

他尤其致力于保存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文物，为此投入了大量心血。

张伯驹为收藏字画散尽家财，众人不解，议论不断，更有猜测他意在囤积居奇，等待高价出售。

面对诸多争议，张伯驹仅以一笑回应，不予深究。

他收藏字画，旨在传承文化，非为谋利，源于身为中国人的责任感与良知。

1941年，张伯驹遭汪伪政府特务绑架。

特务致信张伯驹夫人，勒索300万赎金，威胁若不交，将杀害张伯驹。

特务们的意图是绑架张伯驹，以勒索其手中的字画收藏。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获取张伯驹珍贵的艺术品。

他们意识到古董字画价值极高，若销往国外，将为汪伪政府赚取大量钱财。

张伯驹深知字画若被特定之人所得，定会受损，遂告知妻子，即便自己命丧特务之手，也坚决不能交出字画。

特务因张伯驹一家不屈从，遂对张伯驹施加各种折磨，并不断发出威胁，企图迫使其屈服。

张伯驹坚持立场，与特务对峙长达八个月，期间未曾动摇。

八个月后，因社会舆论施压，特务被迫放弃原有条件，将赎金数额降低。

在各界的援助下，张家人集齐了40根金条，成功营救出张伯驹。

绑架案后，张伯驹虽心怀余悸，但保护字画的决心却更加坚定。

张伯驹这类真心为国者方能确保这些物品安全，若落入小人手中，它们将难逃流失海外的厄运。

张伯驹深知，文物一旦流失，追回极其艰难，且后代将无从探寻文化遗迹。

因此，张伯驹自此以防不测，常居书房，饮食起居皆于此，日夜守护那些珍贵的书画作品。

【高士之风】

张伯驹对贪财者宁死不屈，绝不妥协；然面对真正热爱书画之人，则慷慨大方，毫不吝啬。

王世襄对《平复帖》研究欲望强烈，但一直无法亲眼见到真品，深感苦恼。

后王世襄得知《平复帖》在张伯驹处，心中既感欣喜又存忐忑。

得知文物下落令人欣喜，但又忧虑张伯驹收藏家身份，恐其不愿轻易展示此宝贝。

两人素无交情，因此张伯驹未将宝物拿出，实属合情合理。

最终，王世襄鼓足勇气，向张伯驹提出借阅《平复帖》的请求。

张伯驹闻王世襄欲研《平复帖》，未做迟疑，即刻向其展示该帖。

王世襄借走《平复帖》后，经数月研究，著成《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》，对我国文物研究贡献巨大。

1956年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形势日趋稳定。张伯驹目睹此景，内心充满喜悦。

他毅然决定，将自己珍藏的文物全部无偿捐赠给国家，以此作为重大贡献。

张伯驹收藏的古董字画，众多均为国宝级文物，每一件都拥有极高的价值，堪称价值连城。

变卖其中任意一件藏品，张伯驹便能确保自己生活无忧。

多年来，张伯驹尽管生活困顿，仅以粗食度日，却从未萌生变卖藏品的念头。

现今，他慷慨无偿的捐献行为，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反响。

沈雁冰任文化部部长时，得知情况后提出，张伯驹多年致力于文物保护，功绩显著。

因此，建议以20万元的价格，购入张伯驹所持文物。

但张伯驹听闻后，拒绝接受。

他反复强调，所收藏的文物本就归属中国人民。

在国家危难时，我代为保管此物，今赠予博物馆乃物归原主，因此，我不能接受任何报酬。

在张伯驹的执意捐献下，故宫博物院最终同意接受其无偿赠予的文物。

张伯驹仅接受文化部颁发的奖状，其上书八字：“化私为公，足资楷式”，以此表彰其贡献。

1957年，北海举行明清书画展，热爱字画的陈毅抽空前往参观。

陈毅在现场介绍人的讲解下得知，众多字画里，张伯驹慷慨捐赠了其中大部分。

陈毅闻后，对张伯驹深感敬佩。展会归来，他即邀请张伯驹至家中做客。

两人因共同爱好相投，交谈甚欢，话题不断，彼此意见契合，交流十分顺畅。

【知己之情】

陈毅就收藏方面的诸多问题向张伯驹虚心求教，详细询问并获取了专业解答。

张伯驹对陈毅的潇洒旷达深感钦佩，尽管相识时间不长，两人却迅速成为知己。

一年后，张伯驹竟遭遇变故。

张伯驹不仅热衷于收藏字画，还是个京剧迷。

他与一群热爱京剧的票友共同创立了国剧社团，旨在推广京剧文化。该社团组织有序，致力于传承与发展国粹艺术。

同时，编排了一出名为《马思远》的戏剧。

这出戏竟引发众怒，众人指责张伯驹排演目的不纯，有颂扬封建之嫌，更有人提议将其划为右派。

陈毅闻此事大为愤怒，言：“张伯驹乃文人，且为国捐赠众多，岂能是右派！”

张伯驹对此事颇为豁达，称：“帽子无所谓，我乃凡人，生死得失不影响大局。若说我反动，实属冤枉。”

外界流传的流言蜚语，对张伯驹的生活造成了显著影响。

1961年，陈毅因常感担忧，特地寻访吉林省委书记，请其于吉林博物馆为张伯驹谋职，以使其远离纷扰。

张伯驹携全家迁往吉林，并担任博物馆文物鉴定专家一职。

张伯驹离京之际，陈毅前来送别，确保他不受丝毫委屈。

张伯驹保持乐观，对陈毅言：“国家大，人多，个人受委屈难免且微不足道。我鉴画亦曾出错，为何不容他人误赠我一顶帽子？”

尽管陈毅努力保护张伯驹，但张伯驹仍于1966年被冠以反革命之名，被迫离开博物馆，遭下放至舒兰地区。

然而，舒兰方面对张伯驹不了解，颇有微词，有人甚至直言：“这位70岁的老者，难道要我们赡养他吗？”

对方态度如此，舒兰无法继续留下。张伯驹与妻子万般无奈，只得重返北京。

归来后，发现昔日居所已易主。

张伯驹夫妇因无户口和工作，最终仅能寻得一处十平米小屋作为安身之所。

一家人在北京生活艰难，吃穿难以为继，幸得亲朋好友不时援助，方能维持生计。

陈毅获悉老友遭遇困境，内心极度痛苦。

陈毅当时亦受诸多指责，虽欲解救张伯驹于危难，却力有未逮。

因此，陈毅随后拜访周总理，恳请其协助为张伯驹安排职务。

然而，在事项尚未实施之际，陈毅因病情加重而入院治疗。

1972年陈毅去世，张伯驹得知后深感悲痛。他心情沉重，对这位老友的离世无法接受，情绪极为低落。

张伯驹申请参加陈毅追悼会，鉴于其身份特殊，申请遭拒。

张伯驹深感郁闷，忆及陈毅生前的诸多帮助，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为陈毅尽一份心意。

因此，他挥笔创作了一副挽联以悼念陈毅，并嘱托他人将这副挽联带至追悼会上。

张茜目睹挽联，心中涌起感慨。

她了解丈夫生前极度钦佩张伯驹，故特意将挽联置于灵堂醒目位置。

机缘巧合，毛泽东主席留意到了那副挽联。

听完张伯驹与陈毅的故事后，毛主席认为，张伯驹过去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。

因此，毛泽东立刻决定，为张伯驹分配职务。

至此，张伯驹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。他的日常开始变得有序，一切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与规律，中心思想与生活状态均得以保持。

张伯驹历经多次起落，却始终保持淡然态度，不为所动。

张伯驹论及挚爱的书画收藏时表示：“我所收藏，不求永伴我身，但求长留故土，世代相传，有序不乱。”

中国文明网刊文《张伯驹的文化精神与家国情怀》，深入探讨张伯驹的文化贡献及深厚的爱国情感，彰显其精神风貌与对国家的深情厚谊。